自然科学奖
共生理论则反对这一假设，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职业和国家起源于同一历史变迁过程，职业自主性的确立与国家科层制的形成具有共生关系。
从法学范式的角度来看，其指的是法学体系依照几何学的方法加以构建，通过原则、公理、定义将学科组建起来，并在内部形成层级严密的推理架构。所以，几何学范式如何打牢根基，如何寻找到恰当的来源，或者说如何论证来源的正当性，这是当下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律体系化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应当说，萨维尼对法律渊源和法律推理的区分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36) 梅斯成功地将几何学范式融入了教学法中。科学成了形成人们关于什么是常识或者什么不是常识的论证。17世纪培根的法学著作为普通法的体系化奠定了基础，经过马修·黑尔(Matthew Hale)和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的发展，到了19世纪，普通法系统化的传统已经与罗马法结合了起来。专注于霍布斯和洛克的建议，可以逐渐模仿前人利用几何学的成功方法。
而第一原则—演绎推理的规则适用模式改变了当时的法律实践状况，使得几何学范式有了可见的司法载体。相较于学徒系统中对传统令状的背诵，这种科学的研究和实践模式为越来越多的学生所接受。这意味着中央可以在任何领域立法，甚至在逻辑上完全可以就某个地方问题立法，而不违反任何宪法条文或原则。
一方面，在中央单方面管理模式并未因权力下放而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地方要首先参与到地方事务的管理中，在代表制度下根据中央授权自主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引入司法进行事后监督与权利救济，以矫正地方治理中法律规定与权力行使实践之间的不一致。首先，通过公民诉讼与公众监督来控制地方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动态行使。各种行业协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另一方面，除了地方之外，中央权力下放后民众也参与到地方事务的管理过程中来。民众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是其权力行使的体现，这巳为宪法所明确规定。
[15][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6页。也只有参与其中，民众在地方的需求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进而才会对地方事务的管理形成压力。一方面，地方治理中容易出现地方权力的过度扩张，地方越权行使其权力，进而形成地方保护的问题。一方面，市场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这使得借助市场处理地方事务将具有很强的资本流动性，在资本流动的过程中会形成权力真空，进而导致在中央权力下放后地方事务的管理处于瘫瘦状态，中央不管理而地方与市场又没有能力进行治理。
[6]在这些地方的选择性治理中，与本地利益相冲突的地方事务会被搁置或被敷衍处理。但在中央权力下放后，市场难以解决的问题并非想当然地依靠政府来解决，而是根据市场规律优先通过社会力量解决，只有在社会组织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需要政府介人。【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宪法价值评价研究（编号：14BFX1108）及重庆市2011计划重庆市地方立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阶段性成果。[18]史际春：《地方治理的法治基础》，《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18]基于此，在事前预防式控制之外还要对地方治理中的权力真空进行事后弥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央的立法权几乎没有任何限制。
在立法控制时，需要根据不同的治理情况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尽可能地预防地方治理中权力真空的形成。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由市场引发的地方治理同样会形成权力真空，这主要是由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所导致的。
在没有法律予以明确保障以及市场与社会组织在治理中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地方治理中的权力行使缺乏相应的责任机制予以约束，致使出现了权力真空问题。至于自治性社会组织，应该说本来是地方治理中最为民众期待的社会组织形态，但因为对其设立实行审查登记制，所以其参与地方治理，在法律上奉行批准原则，只有经批准才能参与地方治理。[4]徐清飞：《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基本理论探究—以对权力属性的分析为起点》，《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3期。这样，地方治理中就会出现中央、地方、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多头不管的治理盲区。com/a/20070111/001154.htm，2014年9月15日访问。因此，通过立法厘清地方治理中各方的权力边界，对地方治理进行事前控制成为地方治理法治化的不二法门。
面对地方治理中的权力真空，在法治进程中必须首先将地方治理纳人法治的框架，通过法律有效防范地方治理中的权力真空。原因在于代表制度要求地方对本地人民负责，地方在满足本地民众需求时必须行使权力，如果没有权力作为保障，那么大部分的地方事务将会陷于停滞状态。
民众的需求是地方事务管理的终极指向，因此，要防范地方治理中的权力真空，首先应该让民众参与到确定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以及社会组织之间关于地方事务管理的权责过程中来，根据民众的需求来指引地方治理中的权责设定，通过民众的参与来监督地方事务的管理。在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下，地方政府要为市场本身提供基础性的救济保障，以确保在市场竞争中的失利者可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
以先行先试授权为例，试验什么、在哪里试点等问题都由中央单方面决定，试点授权方式只是中央的政策调控形式，经济特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无不如此。就官方性质的社会组织而言，因为其在法律上并未法定化其与政府之间的地方治理边界，所以这些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治理尽管有法律根据，却并不明确，多体现为协助等模糊性字眼，并且对于这些社会组织的参与也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
基于权力行使的动态性，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法律规定难以涵盖地方治理中所有的权力行使实践，在法律未能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根据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理念，地方治理的权力真空需要根据民众的权利行使和实现状况予以弥补。[14]而这更需要进一步的程序设计，以明确政府之间权力行使的边界和程序，防止因为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的威胁潜力而使结果偏向一方的危险[15]使地方治理中的权力行使得到确定性指引。[7]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各地GDP至上的取向仍未得到根本改观，这种GDP至上就是惟效率论的典型体现，也为地方治理中公益等受到忽视提供了有效的注解。原因在于虽然中央已经下放了权力，但是中央的权力下放仅仅是中央的行政放权而非中央与地方之间关于地方事务管理的法定权力配置，中央在哪些方面行使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在哪些方面下放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没有明确的范围。
（2）中央的权力下放与地方权力的自主行使之间并非法定的对应关系，也没有相应的责任机制来约束地方的自主权力行使。[7]在地方治理中效率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终的价值目标，除了效率价值外，公平也是地方治理所要实现的基本价值。
然而，在中央单方面管理模式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中央权力下放后的地方治理只是地方事务管理合理化的结果，而非中央与地方法定权限划分的结果。因此，除了市场制度自身的完善之外，城乡一体化以及区域平衡发展等背景制度的不断完善更是弥补地方治理中因市场所弓丨发的权力真空的终极保障。
地方治理在合理化之外亟需合法化，必须在法治框架下对地方治理中的权力真空问题予以防范。这需要通过像消费者协会等专业机构与王海这样的个人借助专业知识进行专门监督并进行公益诉讼，[19]以能够事后弥补因市场和社会组织缺陷所引发的地方治理中的权力真空。
要想让社会组织更充分地参与到地方治理的过程，并弥补因社会组织发育不足与运行不畅而引起的地方治理权力真空，关键是明确政府权力与社会自主权力之间的界限。[2]张千帆：《主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理论》，《中研院法学期刊》2008年第3期。而在司法层面进行事后弥补时，根据地方治理的内外部形成机制可以分为内外两种控制机制。如此，地方治理中的程序设置就被看作是一种利益表达的平衡机制，一种转化社会冲突的政治过程，即把公共争议和利益冲突置于一个公开的民主协商过程，如此，容易达成多方共识，增强政策的包容性，降低政策执行的代价和风险。
当地方不去管理时，由于中央已经下放了权力，因此这些地方事务就陷入了中央与地方都不管理的权力真空状态，形成治理盲区。与市民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许多新兴的地方民生事务催生出了新的社会组织，如解决地方社会发展资金需求的基金会、为地方事务管理提供便利的社区委员会等，这些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地方事务的多元治理。
另外，在抗击市场经济风险的过程中，地方行业协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通过自发组织形成应对市场风险的社会力量而非依靠政府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事务管理的一种新常态。然而，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些治理机制自身具有内在缺陷，在没有相应配套制度予以弥补的情况下就会形成地方治理中的权力真空。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的政策，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对于资源转出地而言，后续治理难以为继，这在政府与社会组织效率低下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